水产教育家——侯朝海(1896—1961) 水产, 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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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侯朝海先生之生平转载自东方网：http://sh.eastday.com/qtmt/20071026/u1a367565.html，原文题名为《侯朝海:慷慨的校长与吝啬的父亲》
侯朝海先生之照片转载自校网：http://www.shfu.edu.cn/xxgk/06_lrxz.asp


     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叶骏教授主编的《侯朝海传》于2006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0月，纪念侯朝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侯朝海传》出版发行仪式在水产大学隆重举行。我们知道，一般修史立传大都是以帝王将相、英雄名人为对象的，讲述的是丰功伟绩、万世基业，而侯朝海只是一位普通平凡的水产教育家，他的一生没有耀眼的光环，甚至他的一些经历、个人感怀也早已堙没于历史的尘埃，无从查考。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及深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府，培养了那么多享誉海内外、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又怎会越过他们而为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著书立传呢？编写组刚组建时，相当一部分人也在心里打了个问号。但经过近两年的寻访、调研，当侯朝海先生的形象一点点在眼前清晰、在笔下丰满时，大家被深深地震撼了，传记的最后一个句号是在敬仰与感动中划上的。是的，我们纪念的并非“万世功业”，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为祖国发展穷尽毕生精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侯朝海其人

　　侯朝海生于1896年，卒于1961年，一生热衷于水产教育与渔业发展。感慨于祖国渔业之落后，侯朝海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水产教育，热心办学。在动乱多舛的年代，奔走呼吁，延揽人才，为我国早期水产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战时期，侯朝海辗转重庆合川，继续举办水产教育，延续了我国水产教育的一系命脉。解放前夕，侯朝海东奔西走，四处筹措，甚至自己3年不取薪水，为“吴淞水产学校”在上海复校立下汗马功劳。

　　在几十年教育实践中，侯朝海不畏困难，孜孜以求，把“培养忠诚务实水产人才”作为毕生目标。针对渔业生产特点，他提出，“务使渔民子弟得授以相当的水产教育，并需养成其子弟之一部分能担任水产业之设计及改良的高等专门技术之任务。如是方可达到天然地位上职业本身之产业发展。”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和蔼可亲，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贫困学生。学生称他“爱学校胜过爱家，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

　　侯朝海一生坎坷，历经风雨，晚年颇有挫折，但他心系祖国，无怨无悔，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办学。他一生秉承教育救国的思想，为之投入毕生心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纪念侯朝海对发展水产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上海水产大学于1989年11月成立了侯朝海奖学金基金会，1990年开始颁发。在众多校友的倡议下，1994年11月1日，在庆祝建校82周年的日子里，上海水产大学设立了侯朝海铜像。

　　慷慨的校长与吝啬的父亲

　　在编写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侯朝海先生对学生的爱。当时在加工专业班上有位殷同学生活困难，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均由侯朝海个人全包。校友严正伦(1954届渔捞科毕业生)回忆道：“我们班级有活动缺经费，总向他募捐赞助；学校有校外活动如体育比赛、演出，更不用说他必掏腰包。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二弟读高中学费无着落来校向我诉说，适逢先生路过，我向他说明了原委，他毫不犹豫帮了忙。虽然钱数不多(大约是5元)，但在当我家最困难时也不无小补，更给了我二弟以鼓舞。我毕业后还他钱他还客气哩!我二弟如今是西安电机工程师了，能有今日，侯校长雪中送炭的义举不可忘。”校友毕定邦回忆说：“1950年，我们吴淞水专暂时租借原大夏大学部分校舍作为校址。那时，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办学校当然也只能因陋就简了。学校既无医务所，也无医生。夏秋之交，我突然发热、喉痛。一个到上海不满两年的穷学生，哪敢奢望到医院看病啊，只能硬着头皮挺着，宽慰自己说：卧床就是最好的治疗。后来老师知道我生病了，马上过来看望，并亲自带我坐着人力车去一位和学校有关系的私人医生那里检查。医生怀疑我患了白喉，建议马上送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老师二话不说，立刻又雇了人力车，急送我去天通庵路上的传染病医院。到达后，按照医院规定程序为我办了住院手续，并且再三叮嘱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安心治病，也不要有任何顾虑，很快就会痊愈的。’一直到我进了隔离病房以后，他才急急忙忙地赶回学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老师除了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外，还在经济上为我支付了不菲的车费和医疗费，而当时的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些，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很廉洁的，既无公款报销，更无请吃请喝。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令我终生难忘。他是校长、老师，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侯朝海先生对学生们的深厚感情，无不感人至深。但对自己的孩子，他却从没有这么上心过。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侯求正解放后成为海军后勤干校学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患病在家。次子侯大兴从苏南苏州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求学。入冬后的一天，侯大兴到复兴岛来找侯朝海。很久没有看到儿子了，他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来了？最近功课还忙吗？”“还可以吧。妈妈和大哥让我来望望侬。”侯大兴高兴地回答父亲。看着父亲因为劳累而憔悴的脸，大兴欲言又止。侯朝海似乎感觉到儿子有话说，问了几遍，大兴才嗫嚅道：“爸爸，我想买双袜子。”侯朝海摸了一下口袋，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啊，才这些呀，只够我当回家的车费。”但看到父亲脸上不悦的颜色，大兴也不敢多说了，悻悻地走上复兴岛桥，准备赶有轨电车回去。儿子离去的神情让侯朝海心里有点难受，看着儿子渐走渐远的背影，他忽然发现，孩子竟然没有穿袜子。本来裤子就短了一大截，鞋子还是他以前穿破的补了补给了儿子穿的，鞋腰很低，裸露在外的脚踝上已经皲裂，有的裂口里已经有血渗出。他追上儿子，二话没说，脱下脚上的袜子，说：“天凉了，带回去，洗洗再穿吧。”

　　有人说：疼爱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教师对学生就是这样一种神圣的爱，不求回报，严慈相济，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一旦学生体会到这种爱的情感，就会亲其师，然后“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才能实现其根本的功能。而当时的侯朝海先生，并没有想到爱是一种教育手段，他对学生的关爱和帮助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他的本能。再加上为国家培养水产人才的迫切愿望，在所有人的眼里，他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

　　国民党高官与共产党追随者

　　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侯朝海开始供职于国民政府，先后在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农林部及江苏省政府任职。在此期间，先后兼任江浙区渔业改进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鱼市场常务理事，国货审查技师、审查委员，敌货审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农业复员委员会委员等职。就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高官，为什么在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没有跟着撤退，而是坚定地留下来，并且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学生，保住了学校呢？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影响发挥了作用。这位共产党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是当年他的一席话对侯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博古是江苏无锡人，和侯朝海是同乡，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当年，周恩来远赴苏联治疗，南方局书记则由博古代理，博古这一代理时间就是一年。为方便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博古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公开身份是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

　　在同博古会晤前，侯朝海是国民政府农林部第一科科长、国民政府参事、专门委员，正在酝酿起草一份渔业计划，内容大致是向联合国索取渔业物资及赴东南考察等事，稳妥起见，他先后会见陈输兰先生和吴觉农先生等专家人士，听取他们关于这份计划的意见。在调研过程中他还“聆听民主人士的言论及视察东南以后赣闽浙的人民无有赞成重庆政府者，”开始对政局有了疑惑，认为反动派的失败离得不远了。对于博古，他很早就知道了这个老乡，一直想结识，苦于没有机会。恰好此时博古参加了国民参政会，都到了重庆，这才有缘一见。

　　其时是1940年的10月，两人约在重庆的“阎家老店”相见。深谙时局和重庆形势的博古，在家乡就知道侯家是名门望族，而作为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高级领导，他深知这样家庭背景人物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所以刚一见面，便热情地称侯朝海为世兄。从事业到时局，两人越谈越投机。在谈到今后国家的发展方向时，侯朝海问：“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办，谁来领导中国呢？”“当然是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了。”顿了顿，博古又说，“至于谁来领导中国，大概就像现在，是个统一战线式的，多党合作、共同协商领导中国，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不是哪一个民主党派，而是联合政府。”见侯朝海有所反应，博古又趁机问道：“战争结束后，世兄有何打算啊？”“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搞我的教育。中国的水产教育还很落后，我的母校也没了，目前全国只剩下合川这点种子了。前景堪忧啊。”侯朝海应道。“那我就祝世兄心想事成。让我们共同为我们苦难的祖国一起努力吧。”

　　回到住处，与博古的谈话还一直萦绕在耳边。回想起不久前与吴觉农的谈话，再看看自己已是几进几出国民党的大门，又想起到东南赣闽浙考察时老百姓对重庆政府的抱怨与对共产党的赞颂，侯朝海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国民党大势已去，下台是迟早的事，国家的未来只能看共产党有无作为了。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数次重新登记，侯朝海都没有参加，而是致力于复校工作，并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留任校长。

　　矢志不渝的水产教育家

　　早年，侯朝海在江苏水产学校任教和担任校长时，江苏省教育厅设在镇江，他每次前往教育厅办事，都要途经老家无锡，可是没有一次中途下车到家里看望或休息一天半日，学校师生知道后称赞他如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办学几十年，出了逢年过节回老家与家人团聚外，平时他很少能照顾自己的家庭，解放后又只身住在校内，常年疾病缠身的妻子和体质孱弱的儿子，住在无锡的“沧一堂”，由伯父一家照顾。按他的话说就是，“太忙了，学校里离不开啊。”的确，他是太忙了，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的教师、教案，学生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离了他学校就没办法正常运转。时间在侯朝海先生这里是珍贵的，珍贵到连睡觉他都觉得是件奢侈的事情。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侯校长平时不大睡觉，困了就歪在椅子上打个十几分钟的盹，醒来就接着工作了。平时不沾烟酒，身体一直很好。他还教导学生不要谈恋爱，他说，你们都是要为中国的水产事业作出贡献的，都要成为祖国的水产专家，是不能分心的；另外将来你们要过长期的海上生活，家庭是个不小的拖累，会影响工作的。他的这番话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有点迂腐，甚至不近人情、不可理喻，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正是有了这样“不可理喻”的人，有了这样“不近人情”的思想，我们今天才会怡然自得地坐在咖啡馆里高谈什么幸福指数、生活质量、社会和谐。

　　1952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方原为即将成立的上海水产学院院长，王文锐、黄亚成为副院长。在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基础上建立的水产学院领导名单中，没有侯朝海这位为再造学校的关键人物，这使人多少感到意外。后来一些师生知道侯朝海所担任的教务长也是副职时，更是难以接受。虽然侯朝海不当校长了，但是学生们每次见到他还是热情恭敬地称他“侯校长”，同学们觉得只有这样称呼，才能表达对老校长的崇敬和爱戴。这也是方原事先没有料到的。早在这之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教育部对水产学院院长人选开过几次会，会上曾有人问到侯朝海情况，马上有多人加以反对。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年代里，侯朝海因为过去曾加入过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又担任过各种职务，他的胞弟又是国民政府空军少将且已往台湾，假如有人执意要提拔他任新中国第一所水产本科学院的领导，除非有非常的胆识和绝对的权力，否则搞不好会出麻烦的。在那个年代，就连方原院长这个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投身和领导过轰轰烈烈学生运动的革命干部，因为后来在“三反”、“五反”中被人发现家庭出身不是富农而是地主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也很快被降职并受羁押。

　　在1950—1952年短短两年里，侯朝海在水产学校从任校长、代校长、副校长到副教务长兼系主任，一降再降，但他对自己职务的高低并不介怀。他欣慰的是，自己又和水产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几个月来，他曾仔细翻阅华东水产管理局的一些报告，里面关于发展水产教育的一些意见他非常赞同。《水产事业的重要及华东两年来的水产工作》提出：“开办全国性的水产大学或学院，内分航海、海洋、渔捞、水产食品工业、船舶及冷冻机械、水产化工、海水养殖、淡水养殖、行政管理等系科……在未来八年内培养5000名水产高级技术人才”。看了这些，侯朝海仿佛想到1931年他曾发表的《中央及各省应有之水产教育设施》，这不就是当年自己所理想的吗?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设置了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加工、水生生物、航海等5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从1949年的一百来人增加到五百多人，增加约4倍。他对这些水产教育事业过去未曾有过的发展，感到十分欣慰。

　　“侯朝海的一生，是为中国水产教育事业拼搏的一生。在他身上凝集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胡友庭先生自1957年起任上海水产学院党委书记，与侯朝海共处多年。他深情回忆道，一般人都摆脱不了“人往高处走”的俗套，而侯先生则有超凡脱俗的品格，尽管那个年代对他做了不恰当的评价，但职务的下降并没有影响他始终不渝的办学热情。这不能不说侯朝海是非常人也。凡是与侯先生共事过的教职工和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无不为他对祖国水产业和水产教育业的耿耿忠心、忘我精神所感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侯朝海在为发展中国水产事业和水产教育业中百折不回、坚持不懈、拼搏奋斗终生、为中国水产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呕心沥血的精神支柱。

ECHO

向侯先生致敬。
水大要搬了，也不知道朱先生和侯先生的两座胸象有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

[ 本帖最后由 ECHO 于 2008-3-1 22:39 编辑 ]